导读
作为古代官场应酬中的重要形式,迎来送往是公务活动的组成部分,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。许多官员都苦于迎送,但有些人却“乐在其中”。官员迎送与否都是带着明确目的的,在趋利避害的心态下,有官员喊苦喊累,也有官员趋之若鹜,即便付出了巨大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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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因:官员频繁流动
作为古代官场应酬中的重要形式,迎来送往是公务活动的组成部分,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。
古代官场迎来送往
迎送的现象早在西周就出现了,还有专职迎送的人员被称为“候人”。迎送对象除了周天子,便是往返于诸侯国和宗主国汇报工作的诸侯,候人将负责接洽来到宗主国的诸侯,方便他们的行程。迎送礼仪也有等级森严的安排,“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,诸侯候人之徒数必少于天子”。
而对官员迎来送往的记载,最早见于西汉。这一时期,选官制度逐渐完善发展,地方官员无论是到任还是离任,或是官员到地方执行公务、将军出征途经,地方上都要进行迎送。
汉武帝时,为打击地方豪强,出现不少酷吏,南阳人宁成便是其一。御史大夫公孙弘曾认为:宁成治理百姓犹如凶狼牧羊,即便后来宁成被罢官居家,其“威重于郡守”。但在另一酷吏义纵被任命为南阳太守后,宁成依然小心翼翼地到城外“侧行送迎”,可见此时对地方官员的迎送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
迎送把握好度,实际上在古代官场是有利于公务开展的,有的朝代有“送故主簿”的职位,专门负责应酬过往官员。但这样的制度往往会走偏,成为部分官员钻空子的漏洞。
古代官场迎来送往
东汉阳嘉元年(公元132年),尚书令左雄上书汉顺帝:地方小官俸禄微薄,车马衣服等供应都来自于百姓,廉洁自谦的官员只拿取恰当的部分,贪官污吏则想尽办法以公济私。此外,官员往往任期未到就频繁进行调动,送迎开支甚巨,对政事和百姓都造成了巨大负担。他建议尽可能地让官员任满再迁,减少迎送。
就在左雄上书的第二年,太史令张衡也表示,官员送迎频繁,“新故交际,公私放滥”。汉末魏初名士刘廙(音yì读义)曾上表论治国之道,其中也提到小官流动频繁,“往来不已,送迎之烦,不可胜计”,足见此时迎来送往的弊端已引起了官场有识之士的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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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副贱皮骨,一副笑嘴脸
与对象是到任和离任官员的迎送相比,地方官员显然更重视对朝廷要员过境时的应酬招待。这是因为,地方官员要想晋升,除了按部就班的考课考核外,上级官员的举荐提携更加重要。如果遇到朝廷要员来到自己辖区,自然是要竭力讨其欢心,甚至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路造桥,以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。同样,就算没有抱着加官进爵的想法,招待稍有怠慢,可能连眼前的既得利益都守不住。
王景历仕五代和北宋六朝,是一名功勋的将领,先后获封太原郡王、凤翔节度使。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,“每朝廷使至,虽卑位必降阶送迎,周旋尽礼”,应酬来到他地盘的朝廷官员时,也是谦逊礼让,小心翼翼。《宋史》认为这样的王景“性谦退,折节下士”,换一个角度说,他又何尝不是深谙迎来送往的学问,通过示弱让自己平稳地安享晚年。
迎送的风气在明清时期达到了一种夸张的地步,许多地方官员无心也无力操心政事,终日忙于迎来送往。
古代官场迎来送往
万历二十三年(1595年),科场、官场数次失意的袁宏道,终于被选为吴县县令,但期盼已久的公职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美好。在给友人沈广乘的信中,袁宏道抱怨“人生作吏甚苦,而作令为尤苦,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”。袁宏道发现,做官面对的是如云的上官,如雨的过客,“苦哉,苦哉”。但同时,他却也明白了迎送这门学问的诀窍——面对上官只需要一副贱皮骨,面对过客只需要一副笑嘴脸,只要掌握了,便只苦而不难。
袁宏道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,很快就托故辞官,逍遥山水,并提出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的主张,成就影响深远的“性灵说”文学理论。但古代官场中,更多的官员钻营迎来送往的应酬技巧,企通过这种“偏道”向上攀爬。
晚清官员张集馨在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中记载,清朝的迎送一般由粮道承办,西安地理位置重要,“西藏、新疆以及陇、蜀皆道所必经”,张集馨任陕西粮道时见惯了迎送的场面,一般流程是过客到境、地方官员迎接、张灯结彩、传戏备席。
戏要准备两班,席也分上、中两个档次,分别是5桌和14桌。上席每桌燕窝烧烤,中席则安排鱼翅海参。西安地处内陆,许多山珍海味并不易得,但粮道必须想方设法准备,否则会被认为“悭吝”。待过客离开时,地方官员又一齐到城西相送,并根据对方官阶高低赠送盘缠。
有时久久没有官员过往,地方官员还得主动邀请,以便联络感情。在频繁的迎送应酬中,官员根本无心问政治民,反而会绞尽脑汁地填补巨额花费,形成贪腐之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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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质是为了趋利避害
许多官员都苦于迎送,但有些人却“乐在其中”。官员迎送与否都是带着明确目的的,在趋利避害的心态下,有官员喊苦喊累,也有官员趋之若鹜,即便付出了巨大代价。
古代官场迎来送往
在世情小说《金瓶梅》中,西门庆通过贿赂权臣蔡京,得到了清河县刑理司副千户之职,正五品。拜蔡京为义父的新科状元蔡蕴奉命回原籍省亲,将路过清河县。西门庆保证,不管蔡状元要多少盘缠,“我这里无不奉命”。
后来,已经成为巡盐御史的蔡蕴再次来到清河,还带上了另一位宋御史。西门庆这次的迎送工作搞得声势浩大,“哄动了东平府,大闹了清河县”,“费够千两金银”。宋御史从一开始的冷漠以待,到后面热情致谢,也是看上了西门庆背后的财力。他请托西门庆在家里帮他代办宴席,招待奉钦差殿前六黄太尉。此后,但凡重要官员过境,都要由西门庆出钱做东,极尽迎送之事。
照理说,宋御史的官级比西门庆小,他是七品,而西门庆是正五品千户,但巡按手握考评弹劾地方官员的大权,西门庆不得不小心应付。应伯爵(注:西门庆的狐朋狗友)一语道破玄机:“虽然你这席酒替他赔了些银子,到明日,休说朝廷一位钦差殿前大太尉来咱家坐一坐,只这山东一省官员,并巡抚、巡按、人马散级,也与咱门户添许多光辉。”
说到底,迎来送往作为古代官场应酬的一种形式,具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。绍兴二十五年(1155年),秦桧养子秦熺从建康回京,途经平江时,“守臣汤鹏举先往吴江道周伺候数日,迎送甚谨”。而形成鲜明对比的,则是范仲淹被贬饶州时,“历十余州,无一人出迎”。官场炎凉冷暖,就在这迎送之间一望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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