迎来送往只能形容人吗（古代官场迎来送往含义）

导读

作为古代官场应酬中的重要形式，迎来送往是公务活动的组成部分，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。许多官员都苦于迎送，但有些人却“乐在其中”。官员迎送与否都是带着明确目的的，在趋利避害的心态下，有官员喊苦喊累，也有官员趋之若鹜，即便付出了巨大代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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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因：官员频繁流动

作为古代官场应酬中的重要形式，迎来送往是公务活动的组成部分，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。

古代官场迎来送往

迎送的现象早在西周就出现了，还有专职迎送的人员被称为“候人”。迎送对象除了周天子，便是往返于诸侯国和宗主国汇报工作的诸侯，候人将负责接洽来到宗主国的诸侯，方便他们的行程。迎送礼仪也有等级森严的安排，“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，诸侯候人之徒数必少于天子”。

而对官员迎来送往的记载，最早见于西汉。这一时期，选官制度逐渐完善发展，地方官员无论是到任还是离任，或是官员到地方执行公务、将军出征途经，地方上都要进行迎送。

汉武帝时，为打击地方豪强，出现不少酷吏，南阳人宁成便是其一。御史大夫公孙弘曾认为：宁成治理百姓犹如凶狼牧羊，即便后来宁成被罢官居家，其“威重于郡守”。但在另一酷吏义纵被任命为南阳太守后，宁成依然小心翼翼地到城外“侧行送迎”，可见此时对地方官员的迎送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

迎送把握好度，实际上在古代官场是有利于公务开展的，有的朝代有“送故主簿”的职位，专门负责应酬过往官员。但这样的制度往往会走偏，成为部分官员钻空子的漏洞。

古代官场迎来送往

东汉阳嘉元年（公元132年），尚书令左雄上书汉顺帝：地方小官俸禄微薄，车马衣服等供应都来自于百姓，廉洁自谦的官员只拿取恰当的部分，贪官污吏则想尽办法以公济私。此外，官员往往任期未到就频繁进行调动，送迎开支甚巨，对政事和百姓都造成了巨大负担。他建议尽可能地让官员任满再迁，减少迎送。

就在左雄上书的第二年，太史令张衡也表示，官员送迎频繁，“新故交际，公私放滥”。汉末魏初名士刘廙（音yì读义）曾上表论治国之道，其中也提到小官流动频繁，“往来不已，送迎之烦，不可胜计”，足见此时迎来送往的弊端已引起了官场有识之士的注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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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副贱皮骨，一副笑嘴脸

与对象是到任和离任官员的迎送相比，地方官员显然更重视对朝廷要员过境时的应酬招待。这是因为，地方官员要想晋升，除了按部就班的考课考核外，上级官员的举荐提携更加重要。如果遇到朝廷要员来到自己辖区，自然是要竭力讨其欢心，甚至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路造桥，以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。同样，就算没有抱着加官进爵的想法，招待稍有怠慢，可能连眼前的既得利益都守不住。

王景历仕五代和北宋六朝，是一名功勋的将领，先后获封太原郡王、凤翔节度使。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，“每朝廷使至，虽卑位必降阶送迎，周旋尽礼”，应酬来到他地盘的朝廷官员时，也是谦逊礼让，小心翼翼。《宋史》认为这样的王景“性谦退，折节下士”，换一个角度说，他又何尝不是深谙迎来送往的学问，通过示弱让自己平稳地安享晚年。

迎送的风气在明清时期达到了一种夸张的地步，许多地方官员无心也无力操心政事，终日忙于迎来送往。

古代官场迎来送往

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，科场、官场数次失意的袁宏道，终于被选为吴县县令，但期盼已久的公职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美好。在给友人沈广乘的信中，袁宏道抱怨“人生作吏甚苦，而作令为尤苦，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”。袁宏道发现，做官面对的是如云的上官，如雨的过客，“苦哉，苦哉”。但同时，他却也明白了迎送这门学问的诀窍——面对上官只需要一副贱皮骨，面对过客只需要一副笑嘴脸，只要掌握了，便只苦而不难。

袁宏道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，很快就托故辞官，逍遥山水，并提出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的主张，成就影响深远的“性灵说”文学理论。但古代官场中，更多的官员钻营迎来送往的应酬技巧，企通过这种“偏道”向上攀爬。

晚清官员张集馨在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中记载，清朝的迎送一般由粮道承办，西安地理位置重要，“西藏、新疆以及陇、蜀皆道所必经”，张集馨任陕西粮道时见惯了迎送的场面，一般流程是过客到境、地方官员迎接、张灯结彩、传戏备席。

戏要准备两班，席也分上、中两个档次，分别是5桌和14桌。上席每桌燕窝烧烤，中席则安排鱼翅海参。西安地处内陆，许多山珍海味并不易得，但粮道必须想方设法准备，否则会被认为“悭吝”。待过客离开时，地方官员又一齐到城西相送，并根据对方官阶高低赠送盘缠。

有时久久没有官员过往，地方官员还得主动邀请，以便联络感情。在频繁的迎送应酬中，官员根本无心问政治民，反而会绞尽脑汁地填补巨额花费，形成贪腐之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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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质是为了趋利避害

许多官员都苦于迎送，但有些人却“乐在其中”。官员迎送与否都是带着明确目的的，在趋利避害的心态下，有官员喊苦喊累，也有官员趋之若鹜，即便付出了巨大代价。

古代官场迎来送往

在世情小说《金瓶梅》中，西门庆通过贿赂权臣蔡京，得到了清河县刑理司副千户之职，正五品。拜蔡京为义父的新科状元蔡蕴奉命回原籍省亲，将路过清河县。西门庆保证，不管蔡状元要多少盘缠，“我这里无不奉命”。

后来，已经成为巡盐御史的蔡蕴再次来到清河，还带上了另一位宋御史。西门庆这次的迎送工作搞得声势浩大，“哄动了东平府，大闹了清河县”，“费够千两金银”。宋御史从一开始的冷漠以待，到后面热情致谢，也是看上了西门庆背后的财力。他请托西门庆在家里帮他代办宴席，招待奉钦差殿前六黄太尉。此后，但凡重要官员过境，都要由西门庆出钱做东，极尽迎送之事。

照理说，宋御史的官级比西门庆小，他是七品，而西门庆是正五品千户，但巡按手握考评弹劾地方官员的大权，西门庆不得不小心应付。应伯爵（注：西门庆的狐朋狗友）一语道破玄机：“虽然你这席酒替他赔了些银子，到明日，休说朝廷一位钦差殿前大太尉来咱家坐一坐，只这山东一省官员，并巡抚、巡按、人马散级，也与咱门户添许多光辉。”

说到底，迎来送往作为古代官场应酬的一种形式，具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。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年），秦桧养子秦熺从建康回京，途经平江时，“守臣汤鹏举先往吴江道周伺候数日，迎送甚谨”。而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则是范仲淹被贬饶州时，“历十余州，无一人出迎”。官场炎凉冷暖，就在这迎送之间一望而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