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家争鸣大致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,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以孔子、墨子为代表,这时候的思想还有很多理想主义色彩,并不为执政者所接受。而到了战国时期,则是商鞅,吴起,孙膑、苏秦,李斯等法家、兵家、纵横家的舞台,更强调实用性和功利性,因而得以得到统治者的支持,得以实行。

墨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(纵横家思想主张大全)

战国七雄

法家

先秦法家思想主要有法、术、势和教四个方面。依照侧不同,法家可划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。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,不殊贵贱,摒弃礼乐和道德教化,一切断于法;齐法家主张法教兼重,主张礼、法兼容。秦晋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、吴起、商鞅、申不害,是战国变法的主要人物,其中李悝、吴起、商鞅以“法”为主,申不害以“术”为主。

法就是赏罚奖惩的制度,主要目的是发掘民力和加强集权。李悝变法的核心内容就是“尽地利之教”,就是削夺的封地分给平民,从无偿占有变成合理的税收,鼓励农民开垦荒地,精耕细作,限度的开发利用土地。吴起变法打击。废除世卿世禄制,规定已传三代若无军功的就收回爵禄,将收回的爵禄拿来奖励军功,提高将士的作战积极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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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鞅变法

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奖励耕战,是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的升级版。除了授民于田和奖励军功,商鞅变法推行了更为广泛和具体的措施激发民力。比如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,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。按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。计算军功大小的方法简单粗暴,以斩首计。一仗下来,活着的秦军腰间都挂着一串敌军脑袋,数一下脑袋就行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爱国主义,士兵上了战场就是想活命,而秦军奋力厮杀却是为了爵位。这就好比敌军是绵羊,而秦军是虎狼。绵羊奋力一搏只是为了逃脱虎口,而虎狼拼命杀戮是为了吃上肥美的羊肉。在起跑线上,秦军就已把别国军队远远甩在身后。

开发民力的目的是集权于,而集权的基础就是依法治国。让民众实实在在感受到的执行力,民众才会遵法守法,才能通过凝聚民力。吴起变法时,立一车辕,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。商鞅的办法与之类似,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。告示: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,就给他十两金(当时的“金”为铜)。百姓们感到奇怪,没有人敢来搬动。商鞅又出示布告说:“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两金。”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,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两金。百姓闻之,皆信服。后来太子触犯新法,商鞅就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办了罪,一个割掉了鼻子,一个在脸上刺上字。们再不敢触犯新法了,变法得以贯彻执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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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鞅立木为信

申不害在韩昭侯时任相,与商鞅几乎同时变法,内容大同小异,只是力道不同。商鞅以法为尊,为扫清变法障碍连太子都敢得罪。而申不害主张以术治国,法也只不过是术的一种手段。

术就是权术,分为阳术与阴术。任免、监督、考核臣下之术,称“阳术”;驾驭臣下、防范百官之术,称“阴术”,通俗地说就是玩心眼。申不害早年学习道家黄老之学,主张君主无为,但大臣必须要有为。他认为臣连接君与民,君主要想治理好必须要驾驭好群臣。阳术是摆在明面上的,各个官员如何选拔,都有什么职责,做到什么样的政绩才能升迁,违犯了哪些规定会受到处罚。当这些法令规范制定好以后,作为国君就不要越俎代庖了,让大臣去办就行了。即臣皆有为之臣,君可无为之君。

阴术虽然不显山不露水,但却是申不害着重强调的,是变法的核心。阳术是把有才能的人选出来做官了,可有才能的人往往也有野心。中国历史上功高震主的人除了被君主咔嚓的,剩下的基本上都篡位夺权了,像郭子仪那样功高不震主,君臣一团和气的是凤毛麟角。就算是臣子没有篡位野心,臣子之间也难免勾心斗角,影响朝政。对付这些问题就要靠君主的阴术了。

阴术就是君主暗中观察,洞悉臣子的方方面面,同时又不能让臣子发现,通过暗中了解到的情况奸佞之徒,及时处理臣子间的矛盾,防止臣子相争,贻误国政的情况,同时也要适当的利用这些矛盾让群臣相互牵制,始终保持大权在君王手里,时不时的对群臣敲打敲打,显示君王的权威。

术的提出,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,有相当重要的意义。但是,过分强调术,没有相应法治制约,那么臣下也可以运用权术来应付君主,相当考验君王的经验和智商。

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,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,被称为齐法家,其代表人物为荀子和慎到。荀子是由儒入法的思想家,主张内儒外法,法、教兼重。慎到在齐宣王时任稷下先生,专攻“黄老之术”,是由道入法的思想家。道家讲无为而治,慎到认为法治的运行也应当是自然而然的,维持自行运转的东西叫做“势”。

“势”是指君主的立法和执法权力,也就是权势。而权势来源于臣民的拥戴,如果臣民都不尊君了,士兵不保护王宫,反而在宫里大肆劫掠,臣子也不把君王当回事了,各顾各的欺君罔上,贪赃枉法。老百姓不把君王当回事了,就没人上交税赋,有什么争执也不依王法裁决,自己动手抄家伙解决。也就全乱套了,因而尊君使君王有权势是法治的前提,而尊君的前提是君王要做出守法的表率。从君王到平民各自尽职守法,天下也就可以无为而治了。

相比于法治,术治与儒家的仁政同属于人治。君王可以纠正法治中机械僵化,不近人情的部分以笼络人心。但这也会成为君主徇私纵欲的诱因,极为考验君主的智慧。若是没有法治的引导规范,想让大多数材质一般的君主通过人治治理好比登天还难。“势”着重于自然性,去除了法家的功利和儒家的有为,既不为功名利禄,也不为贤名远播,只是如同天地万物一样和谐自然。

各方比较下来,我们可以看到“势”太过于理想主义,因而未能在战国时代得以推行,“术”满足了君王大权独揽的欲望,因而可以得到的推行,但很难维持下去。“法”就很合当时实用功利主义的胃口,而且比“术”更有利于维持变法成果,因而得以大面积推行。

兵家

兵家代表性人物,也是出道最早的孙武。孙武,字长卿,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,被誉为“百世兵家之师”、“东方兵学的鼻祖”。作为兵家鼻祖,孙武的贡献不是以三万吴师攻灭楚国,而是完整地构建了中国兵学体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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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武

兵学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门如何排兵布阵的学问,实则不然,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篇《始计篇》开篇就讲“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”即战争是一个的头等大事,关系到军民的生死,的存亡,是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观察、分析、研究。为将者当筹算于庙堂,即作为一个军事家不能只考虑怎么打仗立功,更要考虑为什么打?能不能打?在开战之前要慎之又慎,必须要对敌我双方、经济、外交、军事、风俗文化、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有一个通盘的了解与比较,然后才能得做出决定。

第二篇《作战篇》讲的不是作战,还是战争前的准备和筹划,强调的还是慎战。第三篇《谋攻篇》提出了“是故百战百胜,非善之善也;不战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。”的观点。即作战能用智谋就不要用武力,用武力只能解决战场上的胜负。而在战场之外,真正引爆战争的问题若不解决,即使百战百胜也无济于事。只有在战争之外把根本问题解决,使敌人输得心服口服加手服才是将帅之道。

在这三篇里,谋的是如何治国服敌,是兵法中最基本,也是最精深之处。两国交锋战不在战场而在于朝堂。一个清明则民心可用,民心可用则不可战胜。所以的军事家从来不用披挂上阵,敌人不敢来犯,四方皆来归服。

中间三篇《军行篇》、《兵势篇》、《虚实篇》谋的是如何制胜破敌,是兵法中最重要之处。不出鞘的利剑与烧火棍无异。再强大,再清明、民心再可用,不使出两下子,别国还就不服你。只有在战略态势上始终握有主动权,占据优势,才能强势碾压敌方,使其俯首请降。

《军争篇》、《九变篇》、《行军篇》、《地形篇》、《九地篇》、《火攻篇》、《用间篇》为后七篇,讲具体战术,谋的是如何应战克敌,是最精彩之处,毕竟战场上精彩的战术对决总是让人印象深刻。一个再战略上占据优势后,如果敌国无视战略威慑,执意发动战争。这个时候就需要具体战术真刀真枪地干了。

总体而言,如果一个占据了战略优势,即使在战术上连丢几局,依然不会受太大影响。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神机妙算,收拾司马懿跟玩似的。但就因为国力不济,加之道路不畅,患上了严重的缺粮病。司马懿抓住了这个把柄,坚守不出,用魏国殷实的国力硬生生地拖垮了诸葛亮。所以战术对决尽管精彩,但对战略态势影响不大。故而孙武将战术放在了。

《孙子兵法》体现了兵学的三种境界:收拢民心、发展国力,此为谋国;利用雄厚的国力,从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多方面作战略布局,使自己占据战略优势,此为谋胜;以奇兵妙计决胜于两军之间,此为谋战。三者环环相扣,缺一不可,共同组成了东方兵学体系。

除孙武外,兵家代表人物还有田穰苴、吴起、孙膑等人,其军事思想分别体现在《司马法》、《吴子兵法》、《孙膑兵法》中。三者无一例外的都提出了慎战思想,都主张把和军事结合起来,对内修明文德,对外做好战备,两者必须并重,不可偏废。这与《孙子兵法》所表达的思想不谋而合,这一思想也被后世中华兵家继承发展。

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如影随形的两大主旋律,和则以手段决高下,战则以军事武力定输赢。没有的和平,也没有的战争。和平时期的矛盾能引发战争,战争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又能促进和平局面的形成。二者之间在对立的过程中不断的相互转化。同理,兵家与家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。孙武、吴起等人的兵学思想就是这一关系的体现。

一个合格的兵家不仅是一个精于作战的战术家,还要是一个通晓内政外交的战略家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发动战争是为国而战,而不是为战而战。在这一方面,二战时的日本就是一个的反面教材。当反被军事压制,国家就失去了对战争的控制力。军国主义如同一条失控的疯狗,到处乱咬。不再是以战止战,而是以战养战,为战而战。不但给邻国造成深重的灾难,也把自己推入崩溃的边缘和罪恶的深渊。只讲战术不讲战略,就如同一个手艺精湛的木匠拿着一块朽烂的木头做家具,即使手艺再好,也是枉然。二战日本从一开始就走在了失败的路上。

纵横家

纵横家是当时割据分争,王权不能稳固统一的时代产物,代表作为《鬼谷子》,又名《捭阖策》。据传是由鬼谷先生后学者根据先生言论整理而成,内容丰富,涉及、军事、外交等领域,主要讲的是攻守谋略的理论。纵横家的思想深受老子道家的影响,在其纵横裨阖中力求“变动阴阳”,从而达到“柔弱胜刚强”的目的。

纵横家崇尚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的技巧,他们注重揣摩游说对象心理,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,或拉拢或分化,事无定主,说无定辞,一切从现实的要求出发。纵横家游说之法,或抑或扬,或抑扬相合,或先抑后扬,或先扬后抑,诸法只要对症必事事有其妙。在游说过程中,当先观其反应,见机行事,察其对己之关系,是同是非,若同则继续,若非则当补遗误,而后以飞箝(qián)之术或以利诱、或以威吓,探其实情,而后再以揣摩之术深察其内心,看其同异,而后快速正确以权谋之术决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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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纵连横

纵横家在战国时期的社会舞台上非常活跃,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,可以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,也可以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。其风头甚至于盖过了能富国强兵的法家和兵家。究其原因,不外乎一个利字。

法家和兵家费好大的劲变法才收到国富兵强的疗效,而纵横家靠借力打力,在诸侯国中游刃有余,几乎空手套白狼就为各自君主获得利益。拿今天的社会做比较,法家与兵家就是踏踏实实搞实业的,而纵横家就是搞金融投机的。办工厂,搞实业投资大,来钱慢。哪有买,炒房地产赚的畅快。所以大家都跑去搞金融投机,而真正的之本——实体经济却无人问津,就是这么衰落的。

时间回到战国时代,有一批君主与今天许多热衷于金融投机的人一样,不注重强根固本,却对投机取巧寄予厚望。在这方面,关东六锅的灭亡与的衰落如出一辙。但如果以此就否定纵横家也是不对的,如同金融投机有着加速社会财富流动和促进经济繁荣的积极一面,纵横之术还是有很大用处的。但在纵横捭阖的同时,务必保持清醒,扎实的国力才是我们大的保护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