褚时健的传奇人生简介（褚时健个人故事经历）

女儿自杀，被判无期，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入狱那年已经 68 岁了。

保外就医那一年，他在新平哀牢山，遇到了一种橙子。

1998 年 12 月，许多人坐在电视机前，观看云南省高院一场审判的庭审现场。

透过带着雪花噪点的画面，人们看到律师马军慷慨陈词，言语直指国有企业与企业家经济地位的不公之处。

他的身边坐着委托人，也就是本案的被告、万众瞩目的焦点。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，虽未杀人，却触及了法律界线，足可被判死刑，因此该案件引起了全社会各层面乃至的关注。

这位委托人是谁？他犯了什么罪？审判的结果如何？

他，就是影响了全中国无数企业家，集「糖王」、「烟王」、「果王」于一身的商业传奇——褚时健。

用一句话来概括褚时健的一辈子，那是「从被追逐、到被放逐、再到又一次被追逐」的跌宕人生。

次被追逐、成为国人的宠儿，是因为他奇迹般地让一家毫不起眼的小烟厂起死回生、傲视群雄、登上

1979 年接手云南玉溪卷烟厂的时候，褚时健已经年过半百。

经历过政治风云变幻的他，以为自己的前半生已经足够曲折、足够精彩。

但他没想到，自己的后半生将会更加波澜壮阔。

不过，当时他要考虑的，不是怎样才能当上「中国烟王」，而是如何解决摆在面前最现实的一道难题：

挽救这家僻处西南边陲的小小卷烟厂

那时玉溪卷烟厂出产的卷烟质量，每年 10 万箱的货有一大半卖不出，被堆积在废弃电影院。

厂里给「红梅」烟编了个顺口溜：「红梅红梅，先红后霉」。

日子虽然艰难，褚时健赶上了国家政策的好时候，

1979 年，国家已经开始推动国企改革，国企领导人可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大，褚时健开始大展身手。

他激发员工工作热情，提出「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」分配改革。

简单来说就是，谁做得多谁得的多，提高积极性

同时，集中改进技术设备。1984 年，褚时健立下「保证三年还清外汇贷款，利税每年递增 1 亿元」的军令状，又申请到 2300 万美元的高额贷款购买先进设备。

他还去了美国，在各大烟草种植地取经。回到玉溪，他从农民手里收了 2400 亩试验田作为「车间」，让农民严格按照他设立的十条标准，进行标准化种植。

褚时健全都赌成了。

员工、设备、原料三者兼备，1987 年，玉溪卷烟厂超越昔日龙头上海卷烟厂，成为行业；

1988 年，红梅、阿诗玛、红塔山成为畅想名烟；

1989 年，距褚时健来到玉溪卷烟厂整十年，玉烟 产量突破百万大关，利税超过 20 亿元。

有 3 亿烟民抽玉溪卷烟厂的烟，即使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，街头人们身上穿着「的确良」衬衫，口袋里头，放的不再是万宝路 ，而是红塔山。

那几年，玉溪卷烟厂在中国商业界的地位，可以与今日的阿里腾讯相提并论。而褚时健在众多大佬之中，也是有着「号令江湖、莫敢不从」的崇高声望。

他遗憾的，是自己已届 60 岁的退休年龄，他当然还有野心，还有许多未完成的计划，可惜供他大施拳脚的时间已经不多。

如今我们知道，60 岁这个年龄关口的日益临近，意味着一个危险在悄悄进逼——多少风云人物都没逃过的「59」现象，就要找上他了

在政治经济领域中流传着一个「59」现象，大意就是按规定公职人员要在 60 岁退休，于是趁着手里还有权，捞一把走人，结果落了个晚节不保的下场。

那一年，「59」现象悄悄找上了褚时健。

他原本想着就这样退休，59 岁时他向省里交了退休报告，却被退回。

既然不让退，那就继续干呗。

他继续推进自己改造玉溪卷烟厂的第二个阶段，趁胜追击，开疆拓土。

褚时健挥下「三板大斧子」：

斧，争取串换、申请外汇，为烟厂争取 25% 的外汇自由使用占比，省去了购买进口设备打报告的麻烦事；

第二斧，实现名优烟 翻番，所谓名优烟其实就是红塔山，从产量和质量上与其他对手拉大差距，勇夺市场占有率；

第三斧，获得自主销售权，他再次用利税打动政策制定者，向卷烟厂开放了原本 10% 的销售权。

褚时健每一次大刀阔斧，鲜少畅通无阻。几乎每一次，他都有算清那笔账，明明白白告诉人，这么做是真的能赚钱。

做企业的目的，就是赚钱。

三斧挥下去，打通卷烟厂自产自销一条龙。

1993 年时期，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的烟草企业，创税达到 85 个王健林的小目标，是当时 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的财政收入的总和，厂里的卷烟机宛如印钞机。

上交完国家，发完工资，买完装备还剩下一大笔钱，这钱放着不动也很浪费，怎么花出去呢？这是个问题。

同年，红塔集团总公司 挂牌成立，负责将余下的高额利润外投到其他领域，扩大版图，保值增值。

红塔先是投了 13 亿元修建昆玉高速，起点在昆明、终点在玉溪，这是云南省条有企业出资控股的高速公路。

然后顺应西电东送政策，投了 30 多亿元进大朝山水电站 项目，帮助解决沿海缺电问题。

接下来，红塔伸手触及金融业，趁着华夏银行股份制改造，注资 5.4 亿元，成为后者第三大股东。

不仅是银行，红塔还深入了证券、保险等多个金融领域，如果再往下开拓，红塔还会触及医疗……仅是想象，便能觉察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金融帝国。

这个帝国太大了，大到让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想，它能养肥多少人，哪怕只是让我吸上那么一两口呢。他们继而又想，谁是最容易吸血的人，还不是他——褚时健——吗？

1995 年 9 月 19 日，云南红塔集团、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，褚时健兼任两个集团的董事长。

这是玉溪卷烟厂的事业，也是褚时健的人生。

之后，就是下坡路。

然而，褚时健的下坡路，却格外险峻、格外陡峭。

就在成立大会仪式举办前夕，一连串变故接踵而来。

1994 年，中纪委接到举报，有人检举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 的夫人、时任贵州信托投资稿子董事长的阎建宏贪污及收受巨额贿赂。

中纪委派工作组进驻贵州进行调查，掌握了阎建宏 的犯罪证据。

其中有一条引起了中纪委的重视：阎建宏利用自己和丈夫的职权，在玉溪卷烟厂拿到了 50000 件红塔山香烟的批条，转手倒卖后，分赃上千万元。

这批条是怎么流出来的？又为什么会成为私相授受的利益？

中纪委一拍板，定下了下一个调查目标——云南烟草系统。1995 年初，国家统计局工作组进驻玉溪卷烟厂，深度查账。

顶着「烟草大王」头衔的褚时健，此时已是首当其冲。

他一点也没慌。这么多年，自己有没有利用职权在对方许可证不全的情况下乱开批条，他心里是有数的。

但他可能忽视了另一点，那就是身边人的不规范做法，埋下了隐患。

从出厂到市面通，香烟有三个价格阶梯。

以一条烟为例，烟厂按规定卖给烟草局和烟草公司的调拨价 30 元，烟厂给具香烟销售资格商户的批发价60 元，到消费者去购买时，零售价可以出到 80 元。

其中高额差价，成为暴利来源，同时也将褚时健手里 10% 浮价烟的批条，变成了。

但我们也得承认，在那个年代，确实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明确将「倒卖香烟」定为犯罪行为。

1995 年 3 月，河南三门峡市 接到举报，爆出林正志投机倒把案。

5 月，褚时健妻子马静芬的妹妹和弟弟牵涉林正志 案，在昆明被警方带走。

8 月，褚时健女儿褚映群因为涉嫌倒卖香烟，且「索要和接受 3630 万元人民币、100 万元港币、30 万美元」，在珠海被带走。

直到 9 月，终于轮到了褚时健最亲近的人，妻子马静芬 也在家中被带走。

因为担任玉溪卷烟厂绿化科科长的她，涉嫌用烟与三门峡烟草公司串换了几盆价格昂贵的五针松盆景。

至此，妻女都被关押在河南，身陷一次又一次的调查，褚时健已是四面楚歌。

「烟草大王」褚时健的「59」虽迟但到，哗然。

但他的至暗之时，仍未到来

这年，河南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暖的冬季，较往年偏高 0.9~2.0℃。

可每至午夜，褚映群 缩在看守所一隅，依旧止不住发颤。

褚映群出生在褚时健当右派的次人生低谷之时，父母吃过的苦，她都吃过。对这个女儿，褚时健一直心怀歉疚，总想为女儿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。

随着褚时健获得「烟王」之称，身为烟王的女儿，褚映群也被叫做「烟草公主」。

这样的荣誉，是头顶的皇冠，也是身上的枷锁。

很多事情，普通人做没事，毕竟当年倒卖香烟也不犯法。可主角换成「烟王」的女儿，性质就不能等而视之了。究竟是倒卖还是索要，又或者另有目的，谁又能说得清？

更何况，层领导明确指示中纪委，必须主要查处省部级以上干部及其子女以烟谋私的问题。

褚映群从商场直接被带走，母亲马静芬被关在其他牢房，见不到父亲的面，孤零零地被禁锢在异乡，无边的绝望、痛悔和无助，在 4 个多月的日子里一直在苦苦纠缠褚映群。

小时候，她跟着母亲去喂猪，没留意母亲走远了，四顾无人，只有她孤零零地站在原地。她不知所措，只好继续努力地拔猪草。还好没过多久，父亲母亲就找到她，带她回家。

这一回，父亲母亲自身都难保，还能来接自己回家吗？

沉重的心理负担把褚映群压垮了，她流过泪，而且不止一次。

一次流泪，她穿好了粉红色的棉衣，留下了人生两行字……

气温虽高，敌不过冬季降雨全集中在 12 月。寒意带着河南的哀讯渗过玉溪，让地处亚热带的城市都降了温。

「姑娘死了，姑娘死了，死在河南，自杀了！」

昔日给人霸道强硬形象的老人，头一次展现出脆弱的内心，泪流不已，泣不成声，只是重复着忏悔，「是我害的我姑娘！是我害的我姑娘……」

褚映群离世时仅 39 岁，留下一个女儿圆圆。褚时健曾想过把产业全留给圆圆，想把没能给女儿的爱倾注到外孙女身上，然爱女终不可取代。

褚映群的骨灰，由他相知多年的朋友马军律师亲自去河南带回，交还褚时健。

女儿没了，妻子还被关着，他自己马上也失去了自由。

1996 年 12 月 28 日，褚时健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，被边防检查站截获。

这不是出逃，他只是与几名同伴计划去越南看边贸街散心，还是用真实的身份证办理的短时过境手续。

但边检人员严阵以待，立刻通知了省委领导和中纪委、公安部。随后，褚时健被扣在宾馆，经过转移回到玉溪卷烟厂监视居住

1997 年 6 月，褚时健被移送司法机关，转移至云南省看守所，两个月后又被转移到南京。1997 年 8 月 6日，褚时健被正式起诉。

转眼间，褚时健也被双手拷牢，董事长的大班椅变成被告人的硬凳。

人生之悲，莫过于此。哀莫大于心死，这样的打击，褚时健能抗过来吗？

1999 年 1 月 19 日，褚时健案开庭。云南省人民法院外，有人举着高价收购「褚烟」的牌子，「褚烟」专指盒子上印刷着「玉溪卷烟厂」、由褚时健监制的烟。

庭内，云南省检察院提出诉讼的罪名是贪污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。

所谓贪污罪，是以褚时健与玉溪卷烟厂的总会记师罗以军、副董事长乔发科两次策划私分 3551061 美元为主要事实。

辩方认为，3 个人私分的销售卷烟浮价款为账外资金，是集体私分国有财产罪，不算贪污。

法院则判定，三人行为不符合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基本特征。

但贪污罪是铁定事实，这点没得跑。

在第二条，妻女被抓后三个月，也就是 1995 年 11 月，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华玉公司账外存放的浮价款，1150 多万美元以「支付设备配件款项」的名义全额转出。

庭上，被告人之一罗以军反咬那 1150 多万美元是褚时健自己要的，想把自己摘出去。他的证词与证人钟照欣的证言存在重大矛盾，不给予采纳。

另一被告人乔发科没有发表声明，只是向法院申请为褚时健提供一把椅子，法院同意了。

这笔财款转账意图的判定，关乎褚时健性命。

全看辩护律师马军的了。

马军自 1984 年便被聘请做玉溪卷烟厂的法律顾问，年薪仅 48 万元。亦父亦友的褚时健对他说，你去找两个烟厂，我给你批条子。

马军拒绝了。

当褚时健本人希望由马军接下自己的案子，云南省里没有阻拦。

开庭第二天，马军穿了一套白西装，系了一条红领带。

他的辩护词很长，将近两个半小时，若在以往，法官肯定会以「所言与本案无关」打断律师。开庭前去他找云南省时任省高院院长孙小虹。他说，孙院长，我在法庭上从不废话，不说与案件无关的话。

孙小红一句「没问题」，总算让马军得以完整发言。

这位北大经济系出来的才子，长着一张圆脸，逻辑清晰而有力。

他从企业家的经济地位、政治地位、以及国有企业家对于企业的价值体现三方面提出质疑，面对庭审听

众、面对法庭、面对公众，阐述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。

他抛出了一组数字：「玉溪卷烟厂 17 年税率总额为 800 亿元，17 年全体干部职工的分配为 5 亿元，褚时健个人 17 年收入为 80 万元，个人收入比利是 10 万分之一。」

他借由邓小平的「黑猫白猫论」，引申出「被告人褚时健是那种能抓老鼠，而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」，和那些尸位素餐，蝇营狗苟的领导人大不一样，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猫没有鱼吃时给他一些鱼吃？」

他质问，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国企及企业家的合理分配问题？是什么原因使得像褚时健一大批企业家的归宿是监狱，是刑场或外逃国外？」

他并没有打算为褚时健推翻事实罪名。

在此之前，广东刚刚枪毙了一个三年贪污 1000 万元的谢鹤亭。

从褚时健一案揭露这么多企业家都没能逃过「59」的根源，指出这个时代国有企业需要改善的一面，才是马军接下这个案子的目的。

那么，他成功了吗？

云南省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是这样的：「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

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20 万元；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；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20 万元。」

判决书同时也写道：「本院认为，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在担任玉溪卷烟厂领导期间，为「玉烟」发展作出了贡献，对此，党和政府给予了政治上、物质上的荣誉和待遇，但无论功劳多大，都不因此而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公民犯罪都应依法受到刑事追究。……至于被告人的历史表现反映出的主观方面的情节，可在量刑时酌情考虑。」

判决书中，法院将惯用的「经审理查明」改为「本院评判如下」，从开头到结尾，承担起独立审判的责任。

这是一份经得起公众审视和时间考验的判决书。从司法到政治领域，也都因为此案获得了一些改变。

这场审判后，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要提高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积极性。

而这个案子的被告人褚时健，始终保持着冷静。

在听到审判后，放弃上诉，决定在人民的注视中，为自己这段金戈铁马的人生，画下一个灰暗的句号。

褚时健的功，离不开时代给予企业家的机会；褚时健的过，也为那个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功过是否相抵，时代自有考量。

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时常来到监狱，看望褚时健，两人成为忘年交，王石把褚时健叫做老大哥。

出狱后，王石和老大哥聊起这些事，只听老大哥缓缓说道：「改革嘛，总要有人付出代价」。

丧女、入狱，再次跌落人生谷底。这时褚时健已经 68 岁，坐在监狱图书馆望着夕阳西下，人生也就只能

这样了吧？

也许，除了他自己，任是谁都会这样想吧。

如果故事就此结束，那么褚时健最多是个有点经历的企业家。

2001 年，褚时健因为糖尿病病情严重保外就医，2004 年获准假释，搬回新平哀牢山。

这座名字似乎暗喻了他人生境况的山，仿佛一个命运支点。

75 岁高龄再次经历哀与牢，人生走到半程再次站在山前，他义无反顾继续攀登，从头再来。这其中的勇气与能力，是褚时健之所以能成为传奇，感染到众多企业家且被奉为偶像的原因。

最开始很多人都不太理解褚时健为什么要去种橙子。古稀之年重获自由，安稳度过往后余生，才符合大众的预期。

可他是褚时健，一生中习惯了去劳动，去创造财富，停下来，他受不了。「我这个人，有事情做就有干劲得很，不要让我闲着，闲着我就要生病」。

出狱后红塔请他回卷烟厂，他没去。

「何苦回头呢？」

要不去卖米线？云南人喜欢吃米线，做肯定能做起来，就是太累。他的身体状态不足以支撑他将米线店连锁化。

左思右想，想到他还在监狱时，弟弟去探监，给他带去过冰糖橙。他觉得好吃，一直记着。

没把握的事褚时健不干，他去考察水果市场，发现外地运来的冰糖橙很贵，本地的便宜，但产量少。

想着除了天灾，总能整成。远在新加坡的儿子听闻父母要种果，想着种就种吧，让二老也有点事儿做，可没想到褚时健借了大概 1000 万元，一种就是 2400 亩。

他将规范化、标准化工业流程挪用到种植中，下雨了农户们不仅要报备，还要将下雨的时间段，下了多少毫米一一记载清楚，从细节将品质做到，保证果品稳定。

他还召集农户和专家开会，在果园基地办公室的黑板上写下氮、磷、钾、镁、钙、硫等元素的名称和比例，用配比不同的肥料进行试验，在实验室里记录、对比和分析。

2006 年，他种的冰糖橙开始在昆明和玉溪的店里卖。

褚时健一开始给橙子取名为「云冠」，2008 年前后，一些知道橙子来历的经销商打出了「褚橙」的招牌。

人们一听，觉得好奇，这是「那个」褚时健种的橙子，那得买。购买褚橙开始出现人传人的现象。

2007 年，褚橙产量超过 1000 吨，褚时健借的钱也都还清了。2009 年，产量达到 4000 吨，盈利突破

1000 万元。

立足哀牢山，站在只属于自己命运角度看人生，只有往上走，才能重获光明。

中国的企业家，赚钱的人多，像褚时健这样跌了又起的，少。起了还能做出一番成就的，可能只有三进三出、高喊「人生既可超百载、何妨一狂再少年」的牟其中能和褚时健放在一起说，其他的孙宏斌等，在后者面前都得称一声晚辈。

褚时健不同牟其中的狂，他低调有耐心，等着树苗三年挂果，五年成树。

农业与制烟不同，不是能快速印钱的活。褚时健在种植甘蔗、烟叶时就参透了，农作物需要被尊重，到了这把年纪，最不缺的就是耐心。

这一头，褚时健借着匠人之心试图东山再起；那一头，一个个头不高、皮肤黝黑的中年人正在准备以一个生鲜配送网站，开启自己的创业之路。

这个叫喻华峰的媒体人刚刚开创了一个叫做「本来生活」的电商网站，主要做生鲜果蔬食材的网购业务。

他希望用一个商品，打响网站的名气。刚巧，他遇到了褚橙。

褚时健答应与之合作，或许是看着这个年轻人做过媒体、有能力，也或许是得知喻华峰与他一般，同样有过进监狱后重新攀登的经历。

没想到，一直没能解决网销存在质量问题的褚时健，为褚橙找到了突破口。

2012 年 9 月，果子还没到成熟期，喻华峰就让人去和褚时健签销售合同。

他心里也没多少底，最初只签了 100 吨。

等到了 11 月褚橙进京，喻华峰斟酌多日，为褚橙写下了一段文案：「65 年跌宕人生，75 岁重新出发，85 岁硕果累累，褚橙——褚时健种的冰糖橙……人生总有起落，精神终可传承」。

此语一出，世人震动。

「本来生活」7 月上线，9 月和褚时健接洽的时候，日均单数是 70 单。到褚橙上市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，车 20 吨货销售一空，网站销售量上升到将近日均 500、600 单，达到将近 800 单。

褚橙火了。

褚橙原名叫云冠，再也无人在意。褚时健种的橙子，就是褚橙。

褚橙的成功，促使后来一众大佬进军农业市场。

然而无论是柳传志的柳桃，还是潘石屹的潘苹果，乃至与褚橙同属一个公司、由褚时健孙女褚楚推出的褚柑，都无法撼动褚橙在果品界的地位。

消费者买的不单是一个橙子，还有褚时健的个人经历赋予商品的精神价值，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。这是对褚时健精神的坚韧，致以最真诚的敬意。

此刻的褚时健，才算是真正走出至暗，迎来逆袭的曙光。

晚年创业，十年收获，褚橙运营期间也出现过许多问题

果树种植过密导致挂果的质量不好，这都是小事，2015 年底，媒体将褚橙的销售渠道之争解读为家族纷争。一直陪在褚时健身边、负责褚橙销售的马静芬回应：「褚橙以后是家族企业。」

不管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，都会有不同的困难，困难到都是用来解决的。

快到 90 岁的年纪，褚时健依旧秉持着小时候就养成的习惯，认定了要干的事，只想赢，不想输。如果种橙失败，他都想好了再次创业的要做的事，那就是养羊。

他甚至还认真对比过云南和新西兰、澳洲等地的天气，云南气候条件比出产羊肉的西北地区温暖湿润，怎么不能养？

不过，褚橙的成功没给他机会，不然中国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「羊王」。

生命也不容许他再去做更多的尝试了。2019 年 3 月 5 日，褚时健逝世。

生前他还被问起，如果可以从头选择，是愿意做烟还是种树？

褚时健没怎么犹豫，就选了种树。

因为种树，不像做烟，有这么多障碍，暗含的意思，或许是种树就不用经历这么多困厄，就不用白发人送黑发人。

可人生没有如果。褚时健的经历，如同他点燃的云烟，种下的硕果，都是的存在。

云烟散尽，烟王不在；硕果累累，精神永存。

不管他人如何，应他生前所言：「对得起做过的事，对得起相处过的人，我能做到这两点，我这几十年也算没有什么遗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