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子

历史上对韩非子之死，一直有两个不同的说法：一是“死于李斯之手”说，另一种是“死于秦始皇之手”说。对于历史几近小白的我，今天却要脑门一根筋，还历史一个真相，在秦始皇与李斯之间，非要弄清楚韩非子之死的真正原因不可。也许是自不量力吧？也许是史海沉浮，难以得到准确的答案吧？

但是，本小白今天还是想尽努力试一试。

我为什么非要对韩非子死于谁之手弄个明白？

也许你会问：时间已过去了2000多年，中国历史上死去的人数，是以“亿”为单位的。为什么偏偏对追究韩非子之死如此执着？我想告诉你：

①韩非子不是普通的阿猫阿狗——

这不是咱老百姓自贬。在古代，人的尊卑贵贱非常分明。寻常百姓或病死，或战死，或寿终正寝等，都不会被官方记录，就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了无痕迹，没有人提起。

但“名人”就不同，比如皇帝、重臣、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等等，只要是对国家有重大功勋，有社会有重大贡献，对历史的发展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人，都会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他们的思想、主张、言行、命运等。

韩非子就是这样的名人。

韩非子是战国时韩国人，出身于世家，是韩国的旁支公子。他生来口吃，不善言辞，但擅长于著书立说。曾著有《孤喷》、《五蠹》等书。

（韩非子画像）

当秦始皇看到这些书后，大为赞赏。认为其“国家秩序应将 “法”、“术”、“势”三者相结合”等观点正中下怀。于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弄到秦国，为己所用。

当他从李斯口中得知这些皆出自韩国韩非子之手后，便恫吓韩王，强掳韩非子入秦，为其著书立说。后世辑集而成《韩非子》，共二十卷，今存55篇。

韩非子是继荀子之后又一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，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。他创立的法家学说，为秦朝的政制——统一的、专制的集权制的诞生，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对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对于这样一位思想家、哲学家，其死去竟然存在着无法统一的两种说法？所以，我希望在史籍的字里行间，探寻韩非子之死的真相。

②韩非子死亡原因应该是有准确的史料可查的。——

韩非子不是死于战争之中。对于战争中死亡，那真的难以查证，或中敌箭，或挨内奸黑枪，成千上万的人倒下，真的无法分清这一箭、这一刀来自何处。

韩非子也不是死于荒郊野外。那样，没有“目击证人”。如果死于秦始皇之手，那他就死在秦宫。如果死于李斯之手，那他就死在监狱。他是作为一个“政治犯”被关押的。那他就会有与“政治犯”相匹配的“待遇”。至少是单独拘押，至少“案发现场”有“目击证人”。

所以，我就为“韩非子”鸣不平来了。既然韩非子是个“重要人物”，又不可能是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死去的。可历史为什么没有给出他死亡的准确原因，而是司马迁和刘向各说各法呢？这差错究竟是出在哪？

现在，咱们就开始“断案”吧！

为了对历史采取审慎的态度，我们就按照“正常的破案程序”一步步走。步，当然是“审阅”证据材料了。

司马迁和刘向各说各法，我们该相信谁？

司马迁说：韩非子死于李斯的毒杀。

李斯使人遗非药，使自杀。——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

刘向说：秦始皇继续派姚贾出使四国而杀了韩非。

秦王曰：“然。”乃复使姚贾而诛韩非。——《战国策·秦策第五——四国为一》

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案子，又距今时隔已两千多年，要从中找出与之相关联的史料，确实不是一件易事。为了避免瞎折腾，我们先对这两份“材料”的可信度作个比较。然后采用可信度较高的。

首先，我们要对两位作家的身份的权威进行甄别，才会对其所“举报的材料”确定可信程度，这很重要。

司马迁，这我就不必赘述了，只要略懂历史的人，没有几个人不知道。

刘向：西汉宗室大臣、文学家，被称为“中国目录学鼻祖”。二人都治学严谨。所以，我们对二位所辑写的史籍都不应感到怀疑。

所不同的是：《战国策》是“国别体”，是以一个国家（其实是“诸侯国”）为单位。而《史记》是“纪传体”，主要以“人”为线索，展开历史故事。《战国策》主要是记述战国时期“纵横家”们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。而《史记》则囊括了“社会制度的发展、礼乐的增损、律历的改变、兵法权谋、鬼神祭祀、山川形势、政治、经济……”等各个方面。从这一点来说，《史记》比《战国策》的内容更加丰富。

同时，《战国策》仅展示战国时期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。而《史记》则是记载“自传说中的五帝时代，到西汉中叶汉武帝年间达三、四千年”的历史。

所以，无论是从时间维度，还是从内容覆盖面，《史记》都比《战国策》知名度更高。

但是，若论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的可信度，都是不应该持怀疑的。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史的重要典籍。

这“断案”的步——核验“消息来源”的真实可信度，算是完成了。

接下来，就是“断案”的第二步——侦查。

还原《战国策》中秦始皇诛杀韩非子和《史记》中李斯毒杀韩非子的细节和“现场”

刘向在《战国策》中说——

荆、吴、燕、代四国准备联合攻秦。秦始皇担心若与四国联盟开贱，“内则财力困窘，外则百姓耗损”，便召来群臣商量对策。群臣个个沉默不语，只有姚贾挺身而出，表示愿意出使四国，打消四国攻秦的念头。

贾愿出使四国，必绝其谋而安其兵。——《战国策·秦策》

姚贾带上百辆马车、千斤金。他到了四国后，以重金贿赂，以巧舌游说，周旋于四国之间，经过三年，终于不辱使命，瓦解了四国的抗秦联盟。秦王大喜，拜他为“上卿”，封“千户侯”。

（姚贾画像）

韩非子对秦始皇说，姚贾穿戴陛下的衣冠、带着大王的宝剑出使四国，是借用大王的权威。而带上千斤金，是以国家财宝去贿赂四国，与各诸侯国相勾结。希望大王明察。

况且，他是大梁守门人的儿子，曾在大梁犯有盗窃的前科；他又曾被赵国“驱逐出境”；就凭着这三条，就不应该任用他，并以此来激励群臣。

（韩非）曰：“……取世监门子、梁之大盗、赵之逐臣，与同知社稷之计，非所以厉群臣也。”——《战国策·秦策》

秦王赢政找来姚贾“对质”。姚贾进行了自我辩解。秦王将韩非子的谗言和姚贾的辩解作了分析后，诛杀了韩非子，并遣派姚贾继续出使四国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是这样说的——

韩非子到了秦国后，深受秦王喜爱。在治国理念上，他给秦王讲解自己的理论；在外交上，他劝秦王攻打赵国，而保存韩国。理由是：韩国弱小并对秦友好；赵国强大且对秦有不测之心。

李斯、姚贾在秦王跟前诋毁韩非子，说韩非子虽然有才，但终究是韩国公子，总是处处为韩国着想，袒护韩国。我们理解他这是“人之常情”，但也打乱了大王的“作战部署”。我们最担心的是：韩非子还会回到韩国去，帮助韩国来对付秦国。到那时，大王要称霸天下可就难了。

赢政觉得在理，就将韩非子抓了起来，投进大牢。

后来，李斯派人送去一包毒药，并传话给韩非子：“你作为韩国的一名公子，却跑来秦国助秦灭韩，是韩国的罪人。你的谎言又被秦王识破，不久就会被斩首示众。你这样两头不是人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自行了断，还能落个囫囵全尸。”

韩非子本想向秦王申诉，但李斯没有给他机会。他想到自己空有满腹才学，却无法施展。如今身陷囹圄，难见天日，绝望由然而生，对天长叹一声，服毒自杀了。

后来，秦王又后悔了，派人去赦免他。只是，遗憾已经铸就，韩非子已经死了。

诸位，你们现在相信那一个版本？韩非子是死于秦始皇诛杀？还是李斯毒杀。从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所描述的过程来看，似乎都“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”。

到底采信那个版本？总不可能两个版本都采信。总不可能是秦始皇先诛杀了韩非子，然后李斯又毒杀他，抑或先是李斯毒死了他，秦王又再斩杀他。这是无稽之谈。所以，我们只能二者选其一。

杀人是需要“动机”的。我们继续断案的第三步——分析推理，分析秦始皇或李斯杀害韩非子的理由是否成立。

如果秦始皇杀害的，他的理由是什么？如果是李斯毒杀，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

我们先来分析秦始皇杀害韩非子是不是合乎情理？

韩非子虽然在秦国的主要“使命”是著书立说，本不该过问政治。但他却对别人的功劳嫉妒心重。他说姚贾“以王之权，国之宝，外自交于诸侯。”

试问韩非子：姚贾不以重金取信于四国国君，四国国君又怎么会相信他呢？。他这是为秦国效力，而不是谋私利。。

再说，“子监门子”怎么啦？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”一个人建功立业，与他的尊卑贵贱的出身和地位有关系吗？再说，“梁之大盗”、“赵之逐臣”又怎么啦？一个人难道就一辈子都不犯错误？曾经的错误难道要成为一辈子的污点？

若论出身，那朱元璋……不说朱元璋这个例子了，他们不知道。就说秦朝之前的吧！

百里奚，虞国的乞丐，被人用五张羊皮卖到秦国。但秦穆公重用他，使得西戎来朝。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，任用中山国的小偷，结果大败强大的楚国，成为称霸中原的决定之战。管仲，边远地区的小商贩，不会处理与别人的关系。除了鲍叔牙外，没人愿意与他打交道。他还曾是楚国的囚犯，但齐桓公并不在意这些，而是信用他为国相。结果，齐桓公在他的辅佐下，成为了春秋时期个中原霸主。

这样的例子不必举太多，相信韩非子也是通晓历史的人，其中的原因他也应该知道。怎么能够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卑微，就断定他不能建功立业呢？一个人曾经受过苦难，遭过耻辱或被诽谤，就不能被任用吗？

我相信，秦王也会是这么想的：明君不应该只看别人曾经的污点和过失，只要有才，只要能为国家做贡献，就应该赏赐。群臣也不会因姚贾而产生无功也受禄的非分之想。

显然，韩非子是因姚贾的功劳产生了嫉妒心理，于是就以姚贾的出身和曾经的污点攻击、诽谤他。这不利于团结，这不利于群臣形成合力。

照这样说来，秦始皇怒杀韩非子是很有可能的。所以，《战国策》中“秦始皇杀了韩非子”的说法是成立的。

现在，我们就来分析《史记》中“李斯毒杀韩非子”说法的可能性。

韩非子与李斯同师从于荀子，学习帝王治理天下的学问。李斯自认为比不上韩非子。

学成之后，他向荀子辞行，认为六国皆弱，只有去秦国才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。

（李斯）辞于荀卿曰…“……今秦王欲吞天下，称帝而治，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”——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

他刚到秦国没多久，秦庄襄王就去世了。赢政初为秦王时，内政外交全凭吕不韦。吕不韦也象“战国四君子”一样，门下有许多舍人。李斯也是其中一个。后来，李斯经过不断努力，终于当上了“大官”——廷尉。

而韩非子学成之后选择了回到韩国。他曾多次上书韩王，希望变法图强。但均未被采用。于是他发愤著书立说，以求闻达。

秦王见到了他的《孤愤》丶《五蠹》等书后，便进攻韩国，要求韩王交出韩非子作为停战条件。

韩非子到秦国后，秦王非常信用他。李斯经过多年摸爬滚打，受宠程度一下子就被同门师弟比了下去。他心生嫉妒，便与姚贾狼狈为奸联手诽谤、陷害韩非子。借秦王之手将他打入大牢。

照这样分析，李斯陷害韩非子的说法，也是经得起推敲的。

至于韩非子已被秦王打入大牢，不会对李斯的地位构成威胁了，可为什么李斯仍然派人送去毒药呢？其实，赢政是爱惜人才的，李斯深知这一点。他怕秦王过后会反悔，赦免韩非子（后来的事实果然效验了李斯的估计），李斯于是采取一了百了，将韩非子毒死在秦始皇反悔之前。

如此说来，以上关于“韩非子之死”的两种说法都天衣无缝，找不出漏洞，无可辩驳。

那就是说，对《史记》和《战国策》各自的记述都得承认？这似乎是扯淡！然而，换个思路思考——假如对两种说法都承认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思路？答案是——将二者融合起来。

这就到了“断案”的第四步——“结案”了。

“断案”结论

从韩非子因嫉妒而谗言姚贾，引起秦王愤怒而诛杀了韩非子，到李斯、姚贾诽谤韩非子，韩非子被投进大牢，继而被李斯毒死。

这中间如果有一个“衔接”，那就使得两种说法顺理成章，合乎逻辑了。

我们可以这样假设：

也许秦王在听了韩非子对姚贾的诽谤时，一怒之下要斩杀韩非子，但实际上当时秦王又没有杀他，而是把他投进了大牢，后来才被李斯毒杀的。

也许还真就有这个可能。

《战国策》的作者并未一人，成书也并未一时，甚至书中的许多文章的作者也不知是谁。是西汉的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的史料，包含策士的著作，以及史臣的记载，经过考订、整理、汇编而成。当时连“书名”也没有。因为记载的大多是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，才定名为《战国策》。

也许，《战国策》中写这段历史的原作者只眼见或耳闻事件的前半部分，就以为秦王当时确定杀死了韩非子，其实没有。而李斯凭着“廷尉”的身份，掌管监狱和律令的便利，韩非子被投入大牢和被李斯毒死，都是在秘密的情况下发生的，并不被许多人所知晓。

（政治家、文学家、秦朝丞相李斯）

由于《战国策》不是一人所写，又不是写于一时，各人的记述不具备连贯性。所以，原作者只见闻事件的前部分，就只能写到“（秦王）乃复使姚贾而诛韩非”了。

而事件的后续因为与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无关，所以就没人写了。因为事件的后续结果与《战国策》的内容和方向不相符了。

现在，终于可以“结案”了——姚贾出使四国，瓦解了四国攻秦的军事同盟，得到秦王的封赏。韩非子嫉妒其功劳，便诽谤韩非子。秦始皇一怒之下要杀掉韩非子，但当时也许秦始皇有所考虑，于是中止了杀戮行为。

我们不排除姚贾睚眦必报的心理：你韩非子诬陷我？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我也诬陷你。加上李斯的攀比心理。二人沆瀣一气，看到秦王对韩非子虽然欲杀而未杀，但秦王心头火还暂未，于是二人趁机落井下石，诬陷韩非子日后将回到韩国，助韩灭秦。

这样，李、姚二人联手，借秦王之手，将韩非子推进了监狱。此后，李斯又秘密毒死了韩非子。

这就是我对“韩非子之死”所作“案卷”的结论。

既然已经厘清了“韩非子之死”“案件”的全过程，那么，我们“断案”就到了环节——对于韩非子的被枉杀，或被谋杀，该谁来担责？

对于“韩非子之死”，该谁来承担责任？

首先，韩非子小肚鸡肠，容不得别人建立功名，诽谤、诋毁姚贾，才招致杀身之祸。所以，韩非子自己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。

其次，李斯嫉妒韩非子，便以“韩非子是韩国人，会助韩抗秦”为谎言，诽谤、陷害并毒杀了韩非子。显然，李斯对于“韩非子之死”，负有直接责任。

而对于秦始皇，无论按照哪一种说法，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既然自夸“谁人战绩高过孤家？”既然他享受了“秦是始，人在此，夺了万世潇洒”的荣耀，就该承担更多的责任。

如果按照《战国策》的说法，他因为韩非子诽谤姚贾而一怒之下杀了韩非子。这就与他是一个国王的身份不符。国家大臣，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的性情都十全十美。贪婪、狂妄、嫉妒等性格弱点会在一部人的身上存在。

作为国王，秦王要能够“容人”。只要这些人因性格弱点而发生的行为，还没有对国家造成实际性的损失和伤害，还有改正的机会，还有弥补的空间，就不应动辄使用杀戮之刑。

如果按照《史记》上的说法，秦始皇也负有间接责任。

李斯诽谤“韩非子为韩国人，会回韩国助韩抗秦”。秦始皇就轻信了。可他可曾想到：秦王十年（公元前237年），秦国就通过了李斯上书的《谏逐客书》。

客卿——春秋时期，非本国人而在本国作高官的称为“客卿”。韩国水工“郑国”名为替秦国凿渠灌田，实则是实施“疲秦计划”。秦王识破了，怕再一次上客卿的当，就下令驱逐客卿。

李斯此时上书了《谏逐客书》，以秦穆公求百里奚、迎蹇叔，秦孝公任用商鞅，秦惠文王信用张仪，秦昭王得范睢……作类此，这些人都是客卿，却都为秦国的霸业作出了巨大贡献，。李斯以此来谏议秦王不要驱逐客卿。

况且，李斯本人也是楚国人，而非秦国人。既然其他客卿可以被秦国容纳，可偏偏到韩非子这儿就不行了呢？就要被怀疑呢？就说是他是韩国人，会背秦回韩呢？

所以，对于“国计掌于手中”的秦始皇，就应该立即想到这是李斯的恶意诽谤。如果轻信了李斯的诋毁，那就是“不察、不明”。虽然毒死韩非子的是李斯，但秦王仍负有“连带责任”。正所谓“伯仁非我所杀，但却因我而死”。

所以，我的结论是——韩非子之死，固然与李斯、姚贾有关，但关键因素还是在于秦王的多疑。

如此说来，《史记》和《战国策》的记述其实并不矛盾，前者讲的是“政治原因”，后者谈的是“个人原因”。决定者在于秦王。

也许你们会说：说来说去，我没有否定一家说法，是不是在“和稀泥”？

我想说的是：首先，我们要尊重《史记》和《战国策》所记述的事实，承认两种情况都是事实存在的。然而，两种说法又似乎矛盾。

怎么办？这就是我所要做的：通过逻辑推理，将二者有机地衔接起来，揉合起来，形成自然过渡。使得看起来似乎矛盾的两种说法，不再显得矛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