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,成为由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。
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形成后,张学良、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建议“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”。然而蒋介石不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,反而一意孤行,派遣大批嫡系部队入陕,并于1936年12月4日,亲自率领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再赴西安,催逼张、杨加紧“剿共”,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,第十七路军调到安徽。张学良对此设想了两个应对方案:继续劝说蒋介石改变打内战的政策,如果劝说无效,准备硬干。12月7日,他到临潼去见蒋介石,声泪俱下,慷慨陈词,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。蒋介石不但毫无回心转意的迹象,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,受了共产党的迷惑,拍着桌子大声喊叫,“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,我的‘剿共’政策也不能变!”在这种情况下,张学良、杨虎城决定对蒋实行“兵谏”。1936年12月12日,张、杨扣留了蒋介石以及正在西安的国民党将领陈诚、卫立煌等10多人,并立即向发出通电,提出八项主张:(1) 改组南京政府,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;(2) 停止一切内战;(3)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;(4) 释放一切政治犯;(5)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;(6) 保障人民集会、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;(7) 确实遵行总理遗嘱;(8)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。随后,张、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“剿匪”总司令部,成立由张、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,解散国民党省党部,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。
事变发生后,引起了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,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。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借此挑起中战,以乘机大肆侵略中国,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,主张与张、杨妥协,继续保持蒋介石的地位。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,以汪精卫、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,进攻西安,扩大内战;亲英美派的宋美龄、孔祥熙、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,并派出代表赴西安谈判。
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的关注。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,竭诚拥护张、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,呼吁人民精诚团结,共赴国难,以挽危亡,主张和平解决事变。宋庆龄提出建议: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的条件下,可以释放蒋介石,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。国民党内的冯玉祥、李济深分别致电张学良、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,支持张、杨主张,反对武力“讨伐”,力求和平解决。
12月13日,中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,讨论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政治形势及我们应采取的方针。经过反复研究,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,从抗战全局出发,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:坚决反对新的内战,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;联合南京的国民党左派,争取中间派,揭露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,发动内战的阴谋;给张、杨以积极实际的援助,使之实现西安事变后提出的抗日主张;作军事防御准备。防止亲日派的“讨伐”进攻。为此,中共通电,表明中国共产党支持张、杨抗日主张及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,建议召开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,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。为制止亲日派发动内战,红军主力集中到边关附近的三原、泾阳等县,准备配合东北军、西北军。同时,中共致电上海的潘汉年,告知我党和平解决事变、避免内战的方针。还致北方局刘少奇电,指示白区的党员应充分发动群众,拥护张、杨的革命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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